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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丨哈里里辞职事件折射教派主义之困

2019/10/21 16:29:16

观察家丨哈里里辞职事件折射教派主义之困

连日来,黎巴嫩总理哈里里的离奇辞职事件可谓一波三折,哈里里辞职背后的真实原因,以及未来黎巴嫩是否再生战乱,进而使本已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雪上加霜,都成为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

 

尽管哈里里辞职与黎巴嫩国内教派分权体制的历史积弊有重要关系,但在当下的集中爆发,肯定与沙特对哈里里政府无力应对真主党什叶派势力不断坐大有密切关系,而其直接背景则是叙利亚局势正在进入战后政治重建的关键节点。在叙利亚问题上,由于美国一直规避在叙利亚陷入另一场战争,以及巴沙尔政权获得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域内外力量的强力支持,沙特颠覆什叶派巴沙尔政权的叙利亚政策已经化为泡影。在叙利亚即将在战后重建中展开新一轮权力博弈之际,如真主党继续坐大,不仅对沙特支持的叙利亚逊尼派不利,沙特更担心真主党日益扩大在黎巴嫩的权力,进而进一步增强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影响,这或许是沙特对其长期经营的哈里里政府强烈不满、进而通过迫其辞职搅乱黎巴嫩政局,对黎巴嫩进行重新洗牌的原因所在。

 

从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哈里里辞职背后无疑与沙特和伊朗的地缘政治博弈有密切关系,黎巴嫩也极有可能成为继巴林、叙利亚、也门、卡塔尔之后双方争夺的又一焦点,而其本质则是中东地区国家以沙特、伊朗两强为中心的两大阵营冷战化困局的固化与强化。在中东的冷战化格局具有教派主义化和代理人竞争的典型特征,并导致中东地区格局进一步碎片化,同时也不利于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转型发展。

 

笔者这里之所以使用“教派主义化”这一概念来界定沙特与伊朗对抗的教派因素,其原因在于双方对抗并非完全由教派矛盾所致,而是教派矛盾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即教派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双方的冲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教派主义泛指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即政治行为体尤其是国家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

 

教派主义的缘起与发展

 

尽管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和斗争长期存在,但教派矛盾始终是权力斗争的伴生物和附属品,其冲突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伴随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世俗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取得主导地位,教派矛盾曾出现日趋淡化的态势,甚至一度出现教派对话的趋势。但是,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和放大,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沙特与伊朗关系中的教派矛盾日益凸显,尽管其根本原因在于伊朗“输出革命”的激进外交对沙特构成了严重安全威胁,但教派矛盾却成为双方权力斗争的重要载体和形式。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在本质上并非纯粹的教派冲突,但双方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诱发和影响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生态,也在海湾周边国家的什叶派中间产生了外溢效应,并被沙特、约旦等海湾国家进一步夸大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崛起。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主义的加剧

 

在2011年以来的中东变局中,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巴林、叙利亚、也门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层面,复杂的教派矛盾突出表现为沙特和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问题的矛盾,有西方学者评价指出,目前中东的地缘政治对抗正在什叶派势力伊朗和逊尼派激进势力沙特阿拉伯之间展开。

 

过去几年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卡塔尔展开了持续的代理人竞争,而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更是导致双方的对抗公开化、阵营化。客观而言,双方的矛盾并非简单的教派矛盾,而是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地缘政治矛盾、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三大矛盾的叠加。双方对抗的态势呈现龃龉不断但又不会走向战争的“新常态”,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沙特阵营、伊朗阵营和中间阵营。而当前的黎巴嫩则成为双方角力的另一焦点。

 

在中东国际关系中,教派主义构成了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攻击政治对手、实现政治利益、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有效途径,导致教派矛盾成为地区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重要载体。具体来说,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试图通过“什叶派阴谋论”激活地区教派冲突,力图以教派逻辑定义地区关系和建立地区秩序,通过强化海湾地区逊尼派同盟,对伊朗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与沙特主动挑起地区教派矛盾有所不同,伊朗一直试图避免掉入沙特设置的教派话语陷阱,其重要原因在于担心因教派矛盾使伊朗在中东地区陷入孤立。但这并不妨碍伊朗将什叶派教义作为动员中东什叶派反对西方及其盟友的一种软实力工具。伊朗对巴林危机、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的介入,其教派动员虽然有实有虚,但“以教派为基础的联盟是伊朗确保其影响力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

 

教派主义是中东乱局的重要推手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主义在当前中东政治中的表现及其恶劣影响主要有四:

 

首先,教派矛盾成为许多国家不同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在存在教派矛盾的巴林、叙利亚、也门,本属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矛盾往往经过教派主义的话语转化,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教派矛盾,这是上述国家陷入严重动荡或内战的重要意识形态根源。即使在存在少数什叶派的沙特国内也存在类似的逻辑。例如,沙特王室和国内政治精英积极利用宗教操控政治,在国内和地区层面构建起一套“教派话语”,通过主流媒体、论坛网站、社交媒体和宗教人士、媒体精英等散布“什叶派威胁论”,进而将国内群体性社会事件塑造成受到外部什叶派势力影响、威胁本国安全稳定的地区性教派矛盾,其目的在于对内减少“阿拉伯之春”对沙特的负面影响,维护政权稳定,对外通过领导逊尼派国家抗衡伊朗,争取地区主导权。

 

其次,在国际关系层面,教派矛盾成为沙特与伊朗地缘政治对抗的重要抓手。以叙利亚危机为例,叙反对派的示威抗议活动最初主要是以政权腐败、社会不公、治理不善为由要求巴沙尔政权下台,反对派曾打出“无论我们是逊尼派还是阿拉维派,无论我们是库尔德人还是阿拉伯人,我们都要自由”的标语,表明它并非教派性质的抗议活动。但是,伴随海湾逊尼派国家、土耳其等国家对逊尼派反对派组织的资助,叙利亚国内冲突开始呈现教派化趋势,教派暴力频发和宗教极端势力崛起导致叙利亚内战的教派色彩不断加深。而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支持尽管并非单纯出于教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量,但确保作为“什叶派新月地带”战略枢纽的叙利亚不被颠覆,反对沙特、土耳其和西方通过颠覆巴沙尔政权削弱伊朗,也是伊朗的重要考虑。

 

第三,美国和西方从自身战略利益和盟友利益出发极力挑拨和塑造教派矛盾,成为中东教派矛盾的幕后推手。中东变局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确也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要求它们顺应民众扩大政治权利的要求,积极进行政治变革。但是,基于地缘政治、战略利益、盟友关系、军事基地安全、反恐合作、能源安全等重大现实利益的需要,美国和西方对海湾国家采取了明显的双重标准,对海湾国家镇压民众抗议浪潮网开一面,甚至人为夸大和渲染教派矛盾,进而导致海湾地区的教派矛盾掺杂了许多大国干涉的内容。有学者指出,美国利用和挑拨教派矛盾其目标在于遏制伊朗:其一,美国视伊朗为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突出教派矛盾有利于孤立伊朗。其二,把中东地区亲美和反美两大阵营的矛盾转换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有利于掩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意图。其三,以教派矛盾为借口来掩盖沙特等亲美政权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把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归结于伊朗的渗透和干涉,通过强化教派矛盾维护海湾盟友的政治合法性。上述分析无疑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美国利用和夸大中东地区教派矛盾的实质。

 

最后,教派主义也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加以利用的工具。“伊斯兰国”特别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主张其首要的攻击目标是作为“叛教者”的什叶派穆斯林。对待什叶派的极端态度和激进立场,煽动教派矛盾和教派冲突,构成“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在当今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伊斯兰国”刻意强调教派对立和教派仇恨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它利用教派冲突争取逊尼派支持,进而扩大其社会基础的机会主义图谋,另一方面也对恶化教派关系、加剧教派冲突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当前,黎巴嫩有可能继叙利亚、也门之后再度因教派主义之争成为中东的又一动荡源,历史上的1975—1990年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也是教派主义的产物。对于沙特而言,一味奉行教派主义的外交政策对自身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当前沙特正在全面推进改革和权力交替,其在叙利亚、也门、卡塔尔等问题上的冒进外交不仅使其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更严重考验其承受能力,同时也会使其内部改革失去应有的外部环境。因此,沙特和伊朗都应摒弃和超越教派主义,实现教派和解与和睦共处,但这也只能是外部世界的一种期待。